《红楼梦》第十一回中，凤姐说：“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，也难说了，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，别说是一日二钱人参，就是二斤也吃得起。”一日二斤人参也吃得起，凤姐这话显然是有水分的。
人参以现在的价格来说，也比一般的药物要贵很多，但也不是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。但是清代，别说是普通百姓人家，就是中产之家想要买上一斤人参，也是万难。
历史上人参的价格是从明代是开始明显上涨的。万历十二年时，当时的人参价格每斤约为3两，到了万历三十九年左右，一斤普通的人参要白银7两至10两，崇祯年间涨至每斤16两。
关外时期，长白山人参是女真各部与明朝的主要贸易商品。那时期，人参的价格不算贵，但也维持在每斤25两银子左右。入关后，清统治者将人参的采卖国有化，民人采挖按律要治罪。这是因为人参给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利益。
从康熙二十八年到五十三年间，每斤普通人参的价格涨至五六十两，头等参甚至高达82两每斤。雍正年间的人参资料，目前保存下来的大多是官方采挖人参的资料，有关售卖的价格较为少见。
到了乾隆六年，五等人参一斤要90两，这一时期内务府存储的人参大多卖往江南地区，所以人参商品的种类相当多样化。
除了五等人参外，尚有泡丁一斤50两，渣末一斤24两，芦须一斤16两。到了乾隆十五年，一斤普通人参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80两，十几年后，即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之间，一斤人参的价格又飙到了600至800两不等，此后一直到乾隆末年，每斤最高价格上涨至1440两。最离谱的是在嘉庆年间，一斤人参要价高达2240两银子。
《红楼梦》成书于乾隆时期，人参价格水涨船高，就以最低等的五等人参而言，一斤最少也要500两。凤姐说一日二斤也吃得起，那也是偶然为之，绝不会天天两斤，即便是一天，花费也要1000两，以贾府之财力，天天吃二斤人参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
乾隆朝关于人参赏赐的记录也是有的，当时的大臣很少有人得到人参的赏赐。就是赏赐，一般也是赏下等人参，且数量都是以“两”计。比如六世班禅进京时，乾隆也只是赏了他四两人参，嘉庆时期，大学士松筠患病，嘉庆帝不过也就赏了三两人参而已。
不过道光以后，市场上流通的人参的价格开始回落，主要原因是很多地方开始种植人参。相反，野参的数量越来越少，其市场价格反而高居不下。当时最贵的人参是老山参，年代越久者外形越大，凡是重量超过二两的人参价格都为数百两，即使分量稍轻的价格也相当昂贵。
除了官方的记载，在清代一些医书和笔记小说中也常能见到士绅反映人参价格过高。乾隆十五年，赵翼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，怕体力不支，曾花银一两六钱购得一钱人参。到了乾隆二十八年，赵翼因病服参，当时参价高到32两银才能换一两人参，次等的也要25两。
乾嘉之际的官员梁章钜的《退庵随笔》则提及他在盛京及广东任官时，要想买中等价位的人参已经相当困难，更何况是其他地方。这是因为，当时服用人参的人很多，且在官场之上也大兴送参之礼，价格自然也会受到市场的影响。
清代人参的价格之所以到了乾隆年间有如此巨幅的上升，其实与人参的流通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关于这点，时为乾隆末年的梁章钜的观察相当敏锐，他提到：“扬州每年有奉发参斤，向由内务府按盛京等处所进参斤，分别奏明，发交两淮变价，其参有四等、五等以及泡丁、渣末各项名目，其价由四百以至一二十换，多寡不等，约计每年应缴变价银十三四万两。”
也就是说，乾隆时期的人参是内务府的一项主要收入之一，这些低等级的人参被发到两淮地区进行售卖，而且这是官方的行为。至于售卖人参的商家，也是官方指定的，一般的商人是不能售卖人参的。显然，人参作为垄断行业，其价格居高不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